校友卉谈 – 访谈关宁 (上)


廖卉 博士

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

领导力与管理之院长席教授

时间:2015年2月16日  发布:中国人民大学北美校友会

【关宁简介】

 

关宁,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随后获得伊利诺伊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和伦敦商学院金融硕士学位(投资组合风险管理方向)。关宁目前担任位于旧金山的QuantScape资产管理公司首席投资官;她也是该公司的创始合伙人之一。关宁从业经历非常丰富,拥有超过14年的投资管理经验。她曾在Ronald J Krumm and Associates任高级量化分析师,负责构建筛选客户的统计模型。随后关宁出任摩根士丹利香港地区的机构及另类投资高级分析师,帮助公司及客户顺利度过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此后,关宁担任Pacifica Strategic Advisors的量化投资总经理,负责制定并管理机构类及高净值客户的量化交易策略。在QuantScape工作的8年中,关宁参与各种研究项目,曾出版《Impact of QuantScape's Equity Index Program on a Diversified Portfolio》,并与Tony D. Yeh共同撰写《Investing in Private Growth Companies 2014》。关宁的投资策略及风格极具特点,尤其擅长在市场表现不佳时通过免疫策略控制风险。关宁现在同时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北美校友会常务副会长。

【访谈简介】

 

关宁女士是北美量化资产管理行业的成功创业者。访谈中她就自己成长路上的独特感悟娓娓道来,多维度地分析了从职场到创业破茧成蝶所需要的技能和个人特质。关宁女士也重点分析了女性在金融业中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对年轻校友提出了宝贵的职业发展建议。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关宁女士和她创建的资产管理事业经受住了考验并在激烈的竞争中蓬勃发展,这既得益于她跨计算机与金融领域的专业技术、精益求精的职业修养、对市场和客户需求的敏锐观察,更得益于她耐得住寂寞、自律、勇于反省的性格特质,以及坚持尽力、诚信、独立的人生观。

【对话】

 

廖卉:在您的人生经历中,有哪些对您影响重大的人或事?

 

关宁:对我的成长影响比较大的有三个人。

 

第一个是我的外婆。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闹得最轰轰烈烈的时候,就是60年代末。当时我父母都在清华大学工作。在我出生后不久,清华大学走开门办学,与工农结合的道路,把包括我父母在内的许多老师都派遣到外地。因为我太小,父母就把我留在外婆身边。我就在外婆身边长大,一直到去人大上大学。我外婆是3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她学的专业是教育,所以对培养和教育小孩有她自己的一套体系。她教了我很多东西,虽然小的时候无法完全理解,但是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它还是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比较懂事成熟以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了这些影响的价值所在。比如说,外婆要求我做人第一要诚实,不能撒谎。我从小调皮捣蛋会被惩罚,但是撒谎带来的惩罚永远是最严重的。第二个要求就是做事情要尽力,她并不要求我成为全才、在每个方面都做得很出色,但是她要求我做事情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比如说在中学的时候,我刚开始学习物理时不太入门,所以有时物理考试成绩不好。碰到这种情况,外婆就会想办法,比如说找家里人甚至找邻居帮我补习,帮我开窍,但是她一定不会责备我。反之,如果是历史、地理这种通过努力,死记硬背就能学好、至少是考好的学科,要是我成绩不理想,她就一定会批评我。也就是说能力的问题她不会责备我;但是如果没有尽最大努力去做这件事情,那就一定会遭到严厉批评。她对我影响很深的第三点,就是她从我懂事开始,就一直给我灌输一个观念:女孩子一定要独立,不要有依靠别人的想法;女孩子要跟男孩子一样,你能做的事情要自己做;你能帮助别人的事情,你要尽力去帮忙。自己不要觉得我就应该是个公主,别人就应该让着我,我就应该被照顾。她从小就不允许我有这种观念。因此,虽然我们家女孩很多,包括我妈妈,好几个阿姨,还有我表妹、我妹妹等,但是最后每个人都非常独立。我觉得这跟外婆她自己的言传身教非常有关系,每个人都受益匪浅。她是我的第一个老师,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第二个对我影响至深的人是我的一个小学老师。这个小学老师教会了我两点:一个就是不要怕别人超过你。我小学大部分时候,功课是全班第一第二;但是也会有差的,比如说有时候考试不如别人,或者说某一门考试不尽理想,这会让我不高兴、害怕。这位老师告诉我,你不要怕别人超过你;还有一个,不要怕承认你的错误,或者你的不足。他给我的教诲是,如果别人超过你,或者你承认自己的不足,实际上你是给自己设立了一个改进的目标。如果别人都超不过你,或者说你这个人没有错误,那你也就没有改进的空间了。小的时候不太理解这点,所以虽然他说的东西我记住了,但是没有真的想明白,也就不能真的做到这些。可是长大以后我发现,这些东西实际上是非常有道理的。我能遇上这个老师也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第三个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人是我的先生Tony。我原来在人大学经济,而到美国后转学计算机了。毕业以后,我找到一份工作,在一个市场调查公司做软件工程师。我们刚认识的时候,Tony总问我对这份工作是否感兴趣,因为他发现我对工作不是特别上心,基本上就是任务完成就满足了。我就不像他那样对计算机那么有兴趣。他会不断去学习,会不断去想方法把他的软件程序写得更高效,让计算机运行速度更快,更节省空间。我就没有这个动力,基本上就是,OK,这个项目我做完了就万事大吉了。他当时一直给跟我灌输一个观念,就是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因为工作中每个人一定会遇到很多挫折困难和挑战,如果做的事情不是自己喜欢的,那你就很难有动力不断进取,而且你也不会开心。长远来讲,这对个人的发展是不利的。所以他一直在好几个方面鼓励我,第一个是做你自己,敢于表达自己。第二个是要找到你的激情所在。后来他的工作从芝加哥调到伦敦,我跟着他搬到伦敦。当时他说我有三个choice,一个是重新找工作,第二个是回学校去进修,第三个是可以什么都不干,享受生活。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是对金融和经济比较感兴趣,所以就去伦敦商学院(LBS)念了一个金融硕士。事实上是Tony把我领入金融领域的

廖卉:您为什么会想到从摩根士丹利这样的大公司出来,自己成立资金管理公司(QuantScape)?灵感从何而来?是怎么开发出自己的产品和服务的?

 

关宁:这是一个由几个巧合串连到一起导致的结果。我从伦敦商学院毕业以后去了摩根士丹利。当时亚洲刚刚经历了金融危机,相当多在投资银行做自营交易的人,因为金融危机失去了工作。这些人后来就决定自己去做对冲基金。所以那一段时间亚洲突然间冒出很多对冲基金。摩根士丹利要服务这些对冲基金,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以后,很多亚洲国家,特别是以马来西亚政府为代表的那些东南亚国家,对对冲基金非常反感。他们把金融危机的罪责全部推卸到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对冲基金头上,认为是对冲基金把整个亚洲经济、金融市场毁掉了。所以这些国家就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政策,限制对冲基金卖空和其他操作。可是投资银行比如像摩根士丹利、高盛等要服务这些对冲基金,就得想办法给它们的客户提供做空的机会。在政府政策不允许的情况下,投行就只能通过设计金融衍生品,或者结构化产品去给这些客户提供做空的机会。因为金融衍生品,或者结构化产品都是比较量化的,摩根士丹利负责这个部门的老板觉得需要这么一个人:第一要有亚洲背景,跟当地人在文化背景上没有大的差异,比较能融合到一块儿去;第二就是有量化的背景。那他看到我是中国人,语言没问题,而且我又是学计算机的,量化这方面也符合要求,所以他就把我带到香港去了。结果面临的问题是,当时Tony还在伦敦,我俩结婚没多久,就分居两地了。我们也明白迟早要解决这个问题。在1999年的夏天,我们计划一起度假,在地图上看说去哪里度假比较好,发现旧金山跟伦敦和香港的距离差不多,都是飞10-11个小时。所以我们就选了旧金山。99年夏天正是第一代互联网发展到最高潮的时候,也是泡沫最大的时候。我们两个到旧金山就觉得这个地方,第一气候好,第二饮食好,第三有不少朋友在这边,而最关键的是我们很喜欢这边的大环境。我们去餐馆吃饭,看到很多人,有些人可能是VC(风险投资),有些人可能在做Startup(创业公司)。他们在桌子上铺的纸或者餐巾纸上写写画画,分享一段程序,或者探讨一个观点,那种氛围给人一种特别有生机的感觉。而且大家很阳光,很有正能量。我们在旧金山湾区呆了两个星期,感觉特别好,就下决心尽快搬到旧金山来。到了2000年初的时候,投资银行好多人都去做风投或者互联网。我们当时心里也很痒,在那一年3月份,我们就真的搬到旧金山来了。可是搬过来还没喘过气,互联网泡沫破灭了。我们就想怎么办呢,当时投资银行都在裁人,而且我们也不是特别想回去。硅谷当时虽然不景气,但是创业精神还在。大家只要有机会和点子,还是想去做自己的公司。受这种氛围影响,我们也想创业。当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足够资金。我们自己的财产能不能支持两个人都不工作;特别是做创业公司需要一开始做好准备:在没有外部投资的情况下,自己的资源能不能支撑这个公司,能不能维持两个人的生活。所以我们首先需要把自己的财富状况理清楚,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资产管理业务是从我们自己做起的,我们是自己公司的第一个客户。

 

很惨的是我们发现,虽然我们两个都是做金融的,但我们自己的资产组合状况一团糟。我们买了很多共同基金,还有一些股票,但是整个资产组合回报率并不好,而且很多基金收费很高。更加糟糕的是,我们买了几十个基金,把几十个基金拼到一起看就是一个标普500指数。我们的投资没有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反而还要支付很高的管理费,收益率还不能战胜市场。对于两个金融从业人员来说,这是不应该的。于是,我们決定先清理门户,整顿自己的财务状况。我们先分析收入、支出,然后分析投资收益率。开始就在纸上算,很简单,然后发现不能满足需求。就开始使用电子表格,还是不能满足需求。于是我们就开始写软件去分析我们自己的财务状况,去决定我们到底要怎么把投资理顺。等把这些东西都做好之后,我们就发现可以不用再去做别的创业公司,不用再去想别的点子了,因为我们已经做出一个产品。


廖卉:对,你们设计的这个软件如果可以帮助自己理清财务的话,也可以帮助别人理清财务。

 

关宁:没错。我们完全是从自己开始做起,然后做着做着,发现这个东西对别人也会有帮助。起先是很多朋友,包括我们的家人觉得我俩没有找工作,又没有开始真的在做自己的公司,就问你们两个人到底在干什么?我们就跟他们解释我们的理财模型,然后他们就说,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你们也帮我分析一下我的情况吧。再后来我们就开始创业了。我们的公司就是从我们自己,家人,朋友,然后朋友的朋友,逐渐做起来的。

 

廖卉:你们设计的这个财务管理软件怎么检验呢,效果怎么样?

 

关宁:我们俩花了一年的时间写软件。我跟Tony开玩笑说我们当时就像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一样,一天到晚在写程序。这个软件写出来以后还要用历史数据去做回测。这个过程中要做很多更改,使这个模型更稳健一点。这个都做出来以后,就开始用我们自己的资产去做实测,对我们的资产进行管理、投资。那其间并没有真正花时间发掘客户。模型运行了几年,从0407年上半年,效果都很不错,因为是一个牛市。07年的下半年次贷危机开始显现,市场的波动幅度增大,我们的模型回报就开始出现大起大落,仅有的几个感兴趣的投资人都被吓跑了。我们俩自己的资产也是表现不佳。我们就想是什么问题啊,是不是这个模型彻底不行了。后来我们发现其实不是模型不行了,而是当时采用的风险控制的方法不对。我们那个时候才发现,风险控制这个东西,没有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模型;不是每一个产品,每一种交易风格都适合采用同一种风险控制模型。实际上,根据不同的产品和不同的个人投资风格,风险控制的理念和方法应该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在07年下半年发现的。所以现在回想也挺庆幸,那个时候没有人真的给我们投资,至少没有亏掉投资人的钱。所以我们在08年大的危机到来之前就已经发现我们自己的漏洞了。08年正好有一个大的危机考验我们,我们可以用大的市场的波动和大的下跌的过程来调试不同的风控模型。所以2008年大半年我们又在写软件,测试模型。虽然08年最后还是跌了,我们当年资产回报率还是负的,但是跟大市相比较好多了。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心里比较有谱了,2009年我们继续测试、完善投资模型和风险控制模型。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有两个比较成熟的产品了,一个是我们的对冲基金,那是一小块儿;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投资组合,这是比较大的一块儿。我们分别找到不同的投资和风控的方法。2009年我们的回报就已经很好了,而且我们对自己也比较有信心了。所以从2010年起,我们开始接受客户。

廖卉:作为一位女性,您觉得这个身份对您运营这个资产管理公司有什么帮助和挑战?

 

关宁:在美国,资产管理界基本上是以白人男性为主的。如果不是白人男性,还是比较有挑战性的。如果是女性的话,又是亚裔,那挑战性肯定更强一些。一方面,作为对冲基金,好多人觉得女性比较保守,胆子比较小,不敢承担风险;而不敢承担风险的话,有些机会就会错过。另一个方面,好多人觉得女性更多的是靠感性思维,理性思维或者说量化分析的能力要比男性弱。所以,客户会觉得女性做资产管理不太合适,这是一个传统的偏见,但对于从事这个行业的女性来说的确是一个挑战。

 

可是女性的身份有时也是一种帮助。因为你是女性,有些客户第一次比较愿意去跟你见面。他会有点好奇,你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或者说你到底能提供什么价值?他会有兴趣去听听你的观点。当然他听完了可能会觉得不怎么样,对你的观点有怀疑,对你的能力还是有很多的疑虑。所以女性一定要展示你有很好的投资业绩,也就是要硬碰硬的说这是我的业绩,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投资收益,不是理论回报。这样他才有可能会投钱给你。实际上,一个非常真实、良好的过往投资业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他们的性别和种族偏见。

 

针对这个问题我再多说两句。我看到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反应是说,男性女性有什么区别?实际上没什么区别。我觉得这跟我外婆从小给我灌输的观念有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在事业,求学,或者工作过程中我很少刻意去想我是个女性。在我心里很少有这个性别区别,我就觉得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该是什么标准就是什么标准。当然,可能你在想问题的时候,或者在处理事情的时候,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因为你是个女性,天然还是有一些不同。这主要是指方式、方法上的不同。

 

廖卉:在另一个方面来说,因为这个资产管理是要与客户打交道的行业,您有没有觉得女性天生的人际敏感度能够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客户的需求,更好地建立信任?

 

关宁:我同意。我真的觉得,出去见客户跟他们开会的时候,我的男同事们,包括Tony,只是在用理性思维分析那个客户讲的话,而很多时候我就提醒他们必须领会言外之意。也就是说,重要的不光是他告诉了你什么,还包括他没告诉你什么。这个东西不是你用脑子可以分析,或者用逻辑可以分析出来的。你要靠敏感,或者用心去感受的。所以你说的特别对,实际上女性有一个优势,就是能更好的捕捉到很多细腻的、微小的信息,而那些东西很多时候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包括对市场的把握。在这个投资市场,你从长期分析是理性的,或者是基本面驱动的,但是在短期,特别是对冲基金,很多交易发生在几个星期、几天,或者最多一个月,决定这种短期市场走向的不仅仅是基本面,还有大家的情绪。综合而言,市场现在是贪心的、乐观的,还是焦虑的、恐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用直觉去感应一下。我觉得女性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

【编者按】 随着中国人民大学北美校友会发起成立,一大批活跃在北美地区的杰出校友纷纷“浮出水面”。他们或在市场上叱咤风云,或在商界里长袖善舞,或在学界中颇有建树。他们每个人的事业成就和人生阅历,无不是后来者们景仰和学习的绝佳教材。若将这些无形的财富挖掘出来, 不啻为校友会全体校友乃至所有读者们奉上的饕餮大餐,必将激励和鼓舞长江后浪奋勇向前!


有鉴于此,经过校友会理事会和秘书处集体讨论决定,并与美国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廖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1993级国际经济学校友)协商,委托廖卉校友启动“校友卉谈”专访行动。目标是在人大北美千千万万校友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校友进行一对一访 谈,整理成原汁原味的访谈实录,发表于北美校友会旗下平台,以飨读者。并由此形成“人大北美校友名人榜”,彰显人大人在北美的巨大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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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廖卉教授衷心感谢“校友卉谈”团队成员孙艺思、谢璁、冯国亮、费绍臻、宋静怡、唐兆丰、唐俊威等对此次访谈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