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卉谈 – 访谈范希文 (上)


廖卉 博士

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

领导力与管理之院长席教授

时间:2015年1月6日  发布:中国人民大学北美校友会

【范希文简介】

 

范希文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国际金融学士与硕士学位,并于1995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校区获经济学博士学位。范希文博士现任美国瑞迪安(Radian)资产保证公司资深副总裁兼风险分析与模型部总经理,参与管理总额数百亿美元的固定收益资产,包括信用衍生品、结构性金融产品、公司债券和市政债券等。此外,范希文博士还兼任该公司投资监控及储备委员会审议委员和金融模型与定价委员会委员。范希文博士拥有丰富的从业经验,他曾在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工作两年,并曾任法国巴黎国民银行北美对冲基金业务部(前身为苏黎世资本市场)信用风险总监,负责对结构性金融产品、对冲基金产品、基金的基金、市政债券税收套利交易、特殊结构性金融产品以及组合基金等方面的风险监控。他还曾在美国科美银行(Comerica Bank)从事亚洲新兴市场辛迪加贷款、固定收益债券以及北美亚洲公司的商业信贷工作。范希文博士受邀在纽约市立大学巴鲁士学院任客座讲师,为中国银行界高管授课培训,并多次在中国银监会、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协会、券商、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经贸大学等机构和院校讲学。

【访谈简介】

 

范希文博士是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融汇中西资本市场运营的资本操盘手的标志性人物之一。范希文博士从自己的职业历程娓娓道来,对欧美资本市场繁杂的产品进行了扼要的总结,对美国的职场文化做出了深刻的解读, 并对中国的资本市场的现状和发展前景做出了公正而又富有远见的论述,其中包括目前如火如荼的互联网金融、国内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即将大规模展开的资本证券化(ABS)业务。此外,范希文博士也毫不吝惜地分享了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上遇到的具体挑战和应对策略。最后,范希文博士对即将和业已进入欧美资本市场的年轻校友提出了战略性的职业发展建议。

【对话】

廖卉:在您的职业生涯中,对您来说最重要的转折点或者契机是什么?


范希文:我在职业生涯中经历过两次大的转变。你知道,美国职场专业细分很严重。比如你是做四乘四的方桌的,虽然都是桌子,但如果有客户要一个四乘六的方桌,你就未必合格了。 在这种细分的市场中,个人很难转变自己的职业道路。而两个偶然的机会使我经历了两次职业转折。


第一次重要转折是进入资本市场。  我在1979 进入人大国际金融专业学习,很荣幸成为国金的第一届。当时该专业还不叫国际金融,叫世界金融。四年本科毕业以后,自己感觉似乎不上研究生就没达到自己目标,所以接着又上了三年同一专业的研究生。硕士毕业以后我就去了人民银行,在国际司工作了两年多,做一些中国对外的国际资本市场、国际金融市场的研究,跟各国中央银行也有一些往来。然后我就来美国念书了,先去了缅因州,随后去了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校区念博士(PhD)。当时那个时代我们思想是很局限的,脑子里知道国际上的事情不多。我当时在人民银行的时候,有很多人行派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的同事,所以当时的想法是走 “财政部到世界银行,人民银行去国际货币基金”的路线。等我到了美国才发现,原来世界还有一个更令人兴奋的私营金融领域。于是在1995年经济学博士毕业以后,我进入科美银行(Comerica Bank)工作。科美银行总部现设在达拉斯,是当时一家很有规模的区域性银行;与同类的银行相比,科美银行有一个非常大、非常强的国际部。我当时负责的是亚洲新兴市场,主要是作亚洲债券、辛迪加贷款业务和所谓的逆向投资业务。科美银行还有个部门作对冲基金业务,为对冲基金提供流动性,我也帮他们做一些风险相关的模型等。


虽然那个时候工作很令人兴奋,但我其实一直想去资本市场发展。1999年我终于迎来一个机会,那个机会说来还与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有关。亚洲危机的初始影响虽然不大,但是几个月之后,  亚洲的经济金融活动急剧萎缩,我认识的所有做亚洲新兴市场的人都渐渐地离开了。当时我在科美银行的一个在对冲基金部工作的同事,是个年轻人,经常找我请教问题。科美银行对冲基金组随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倒闭而关闭后,他去了在纽约的苏黎世资本市场(Zurich Capital Market简称ZCM)在苏黎世集团项下从事资本市场业务,很快就推荐了我去。我进入了资本市场,来到纽约,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大的转折点,  一是我一直有这么一个梦想,再一个就是突然间有这么一个机会, 平日不留意的社交网络和人际关系帮助我实现了这个梦想。

廖卉:对,机会总是惠顾做好了准备的人。有机会,还要有梦想、有能力。您的第二个转变是什么?


范希文: 第二个转变是进入结构性信用产品(Structured Credit Products)这个领域。到了苏黎世资本市场后,我对金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当时我们财政金融系的老系主任,陈老师来美国纽约访问,我召集了9091级前后的人大校友给他搞了一个欢迎会。当时我就跟他谈我的体会: 我发现原来金融不一定就是关于现金的转手,从银行转到借款人手里。金融不一定包含资金的流动,对我来说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个意义上的金融已经不是我之前认识的金融了。那个时候我接触到了结构性金融产品。后来我在ZCM(后被法国巴黎国民银行(BNP)购买)任职时,做了很多与对冲基金相关结构性金融产品 基金的基金、市政债税收套利交易、融券业务等,尤其是做了很多非常奇特、高度复杂结构性金融产品比如利用衍生品而作的跨国税收套利交易。后来我发现我对结构性信用产品有强烈的兴趣就很想进入了这个领域。于是我就转到Radian Asset做这个领域,做结构性金融产品信用衍生品,我们的商业模式实际上是后来一度流行的信用衍生品公司(CDPC)的雏形。我在这个领域,在现在这个公司做(结构性金融产品)不止10年了,这个市场受到了危机的巨大的冲击,随后开始了艰难的变革。2011年底,CDS交易开始恢复。今天,这个市场面临着改革后充满挑战的监管环境,种种事件和因素窒息了它应有的空间。但我仍然很喜欢这个领域。


廖卉: 您为什么会对结构性信用产品如此感兴趣呢?


范希文: 其实也有一些特殊的原因。我在ZCMBNP工作时,也对那些对冲基金产品非常感兴趣,但很快各个银行这类业务都发展了起来,竞争越加激烈。除对冲基金产品外,当时我接触了一些高度复杂的产品,虽然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我感觉那些产品大部分都在消失。消失的主要原因是那些产品有很多似乎处于法律的灰色区域。当我接触到结构化信用市场,这些东西就非常吸引我。我有很信用以及商业银行方面的背景和从业经验,在信用方面受过严格训练。当时我们必须进行两年的信用学院学习和之后的实际部门锻炼, 不管什么教育背景都必须参加。我虽然已经是博士,但我也得和那些本科生、MBA一起去参加这个信用学院的训练。这些学习和工作的经历让我受益一生, 教会我怎么去从本质上看待这些信用风险90年代末正好是信用衍生品、结构性金融产品的起步阶段,比如CDS和以各种金融资产为基础资产的抵押债务集合债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简称CDO)就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后来许多这些产品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我正好也是在这个时候进入这个领域。Radian很快成为市场上CSO(Collateralized Synthetic Obligations)的领导者。  

除了技术方面的训练与经历 ,您觉得您的成功还得益于个人哪些素质和优势?


范希文:我不觉得我有多成功。现在回过头来看,只是自认为我在美国这个环境下奔跑起来比较游刃有余。第一, 我比较容易和同事融合。我发现很多中国人,尤其是做技术性工作的, 光顾着闷头做事情,事情做得好,但很少与自己的同事交流。一方面,我语言上一直没有太多障碍。上大学的时候,我的英语水平相对其他同学就好一些。后来我在人民银行工作时,被派到意大利工作了半年,那个时候我不会意大利语,只能用英语交谈,那也是一个锻炼。到了美国以后我的语言虽然比现在年轻人的差很多,但相对当时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是较好的。另一方面,与我的性格也有关系。我可以很轻松地和美国同事闲聊一些话题,比如说运动、政治以及产品等。 这些看似与工作无关的闲聊实际上可以帮助大家建立好关系,以后谈工作就容易了。


第二,我认为沟通比较重要。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我发现比较成功的同学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具备很强的沟通能力和沟通技巧。这个沟通技巧多个维度,不仅是你善于把复杂的东西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来,而且还要用所有人都感到舒服的方式沟通。而更高水平的沟通不光是把你的观点表达出来,还要让你的听众与你建立情感连接。有些人可能把事情表述得特别好,但不能与他人建立情感连接


第三,我比较坚持自己的意见。很多中国人来到美国后不太愿意得罪领导,加上我们中国的传统教育,他们不太愿意去表达异见。其实,如果你真的相信自己的观点是对的,那你就坚持下去,也许当时大家不太舒服,但你最终会赢得大家的尊重


第四,采取主动(take initiatives)。美国的环境有一个好处,你不用局限于做领导给安排的任务。你若发现别人没有注意到的事情,而且做到了,那这个环境就会给你机会,让你去牵头做事。我当时在BNP工作时,感觉很多人都不愿意花时间去研究那些复杂的法律文件, 因为那些文件都是法律语言,需要花时间去理解。我当时花了几个月去研究这些文件。很多人都笑话我,说你怎么研究这个东西?但是这几个月功夫花完之后,我发现我就获得了很多他们不知道的知识,并受用终生。每次开会讨论问题,当我表达一个意见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噢,你确实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我在瑞迪安也做过同样的事情。我也是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产品,最后成了公司少数几个比较精通产品的人之一。

廖卉:您觉得您的求学与工作都是一帆风顺的吗?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挑战?您遇到过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您又是怎么克服的呢?


范希文: 我遇到过很多大大小小的挑战,其中一个是觉得自己的工作做得很好,但不能得到认同或者不能得到足够认同。这也是很多中国人面临的问题。我想我们人大很多优秀的校友肯定也碰到过这种问题。我认为克服这个问题需要逐渐去了解美国的文化,学习美国企业文化里有价值的东西,并有意识地培养自己这方面的能力。这时,你就会发现你的事业豁然开朗 最终得到认同,或者被晋升到你想要去的高度,抑或是至少还能在原处继续工作。许多在我们很多中国人眼里看着不经意、不起眼的东西,在美国企业文化中却是非常重要的元素,你去认识并发现它的价值,你就会主动去获取它。


廖卉: 在您的经历中,您有没有忽略过企业文化中对晋升比较重要的东西,在吃过苦头之后,才意识到?能否举一个例子?


范希文: 有很多例子。比如,公司里面为监管方准备重要的幻灯片(PPT),经常会成立一个小。美国人在这方面会很主动,有很多贡献,比如这句话应该这么写,或者这里应该重新组织一下。中国人一般在这个过程中比较安静,特别是技术性员工,对这些工作比较不屑一顾。其实,把这样一个重要的幻灯片做好,对公司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对公司非常重要的事情上,如果把它看成非常微小或者没有含金量的话,那可能就错过了参与的机会。


这种事大概每年都发生很多次我工作了将近二十年,假设这样的事每年发生5次,那总共就是100次。但我现在才逐渐意识到参与这个过程的重要性。企业里面很重要的人物包括总裁,每个人都在这种事里争先恐后地做贡献;当然不是说你要为了做这件事而做,而是你要去发现什么是被看重的。这是很小的一个例子。


还有,不要不好意思提你做出来的成绩,至少不要羞于去提。咱们人民大学的一位校友,才40出头,在德意志银行做得很不错。这点我跟他看法很一致。在美国公司里,你做出成绩后没有必要太过于谦逊,该提要求的时候就要提要求。话虽然这么说,但在生活工作中我也不完全是这样的人。只是我经常会意识到应该这样去做,可能我会比一般的中国人做得多一点。比如说,有些东西你应该是参与去做的而领导却没有让你参与,我们很多中国人就闷在心里生闷气了,但在美国公司是可以提出来的,这很正常。

廖卉:您最敬佩的人是谁?这些人身上有哪些品质令您仰慕?


范希文: 我最敬佩的人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94岁才去世。他被认为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改变了这个世界。他代表的是保守派经济学,应该是保守派经济学思想的鼻祖之一吧。他继承了哈耶克以及奥地利学派的保守主义观点。他从人格上对我影响比较深。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把对自由(freedom and liberty)的信念彻底贯彻下去了。他讲过一个故事,好像是关于奥地利学派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之一,路德维希··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弗里德曼还很年轻的时候,去欧洲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Mises在当时是开山鼻祖型的人物,而参会的人大都是年轻的保守派经济学家。现场有些人对Mises的思想提出了一些挑战,结果米塞斯大发雷霆,把会场的人臭骂一顿,说他们根本不是保守主义者,然后扬长而去。弗里德曼后来讲到这个故事时说,如果你是发自内心地相信自由, 你应该是把它摆在生活中,允许别人与自己观点不同并且对此开放、包容,尊重对方的人格。他就是这样在生活中贯彻的。他辩论的时候,脸上永远带着笑容。他非常喜欢辩论,他可以优雅地卸去对手的防备。你看美国那些脱口秀里面很多人对那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非常粗鲁,好像自己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弗里德曼却从未做过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受他的影响比较多。我时常告诫自己,要有弗里德曼这种超脱,容纳百川的心态,但我还是做得很差。

廖卉: 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创新带来金融市场的繁荣和发展,而缺乏一定风险管理的创新却容易引发危机,比如说AIG、雷曼兄弟等在08年金融危机的巨额损失以及2012年摩根大通在衍生品业务上超过80亿美元的损失。您觉得应该如何把握好两者的关系?

 

范希文:这个其实很复杂,有好几个层面。第一,金融创新的东西要本质上服务于客户需求。如果你是这样一种创新的话,你这个创新就有生命力,摩根大通总裁吉米·戴蒙(Jamie Dimon)其实就说过这么一个观点。如果你的创新只是一个人在脑子里想的一些东西,然后唯一目的是去套利,如果不能恰当地把这个产品用好的话,这样的创新可能就会带来一些问题。这样的例子还挺多的。


里根时期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曾说,过去几十年的金融创新中真正有意义的就是自动取款机(Automatic Teller Machine)。当然他可能走得稍微极端了一点。我记得很清楚的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诺贝尔奖得主麦伦·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他与布莱克·斯科尔斯合作发表的文章奠定了现代期权定价的理论。曾经有人问他这些衍生品有什么价值,他说,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价值。虽然这句话可能只是代表了他内心很矛盾的一个方面,但从另一个层面讲,金融创新的东西得从本质上服务于客户需求。


第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次的金融危机并不都是产品本身的错,但很多产品莫名其妙地背了黑锅。比如说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就是在这场危机里面最备受争议的一个产品,而且是被批评最多的一个产品,但是实际上很多是对产品的误解,把不该有的罪名加到了它的身上。其实信用违约互换无非就是把本来现金流和信用风险绑定在一起的现金产品如债券中的信用风险从现金流中分离了出来。这个分离有重大意义,提供了对冲和风险管理的工具。尽管CDS有它自己的短处,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潜在的基础资产本身的问题。就好像即使你有一个华丽的外衣,但穿在一个病入膏肓的人身上,仍然不能改变他的整体形象。比如说以次贷为基础资产的次级债和由次级债为基础资产的结构性产品等,之所以出问题,根本还是因为基础资产本身的特点造成的,结构只是在风险不相称的基础下提供了杠杆,而使风险进一步放大,归根结底还是人们忽视了这些基础资产本身的风险。当这些基础资产装到一个结构性产品里面的时候出了事,是不应该怪罪于这个结构的,因为是人们对于基础资产的风险没有认识清楚。举个简单的例子,20072月份左右,当危机已初露端倪整个华尔街仍然普遍认为次贷预期的损失率应该是在5%左右。而它实际上发生的损失是多大呢?如果是07年发行的次贷,它真正实现了的损失是40%甚至50%,是人们当时预期的十倍!人们实际上远远低估了这个风险,是这个潜在资产本身的问题,而不是结构的问题。


所以金融创新这个问题上有两方面。一是产品不能只要创新就觉得它是好的,如果它不是服务于一个客户需求的话,那这个产品本身就存在问题。另一个方面,不要出了什么错误就简单地把责任推到产品身上。

【编者按】 随着中国人民大学北美校友会发起成立,一大批活跃在北美地区的杰出校友纷纷“浮出水面”。他们或在市场上叱咤风云,或在商界里长袖善舞,或在学界中颇有建树。他们每个人的事业成就和人生阅历,无不是后来者们景仰和学习的绝佳教材。若将这些无形的财富挖掘出来, 不啻为校友会全体校友乃至所有读者们奉上的饕餮大餐,必将激励和鼓舞长江后浪奋勇向前!


有鉴于此,经过校友会理事会和秘书处集体讨论决定,并与美国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廖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1993级国际经济学校友)协商,委托廖卉校友启动“校友卉谈”专访行动。目标是在人大北美千千万万校友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校友进行一对一访 谈,整理成原汁原味的访谈实录,发表于北美校友会旗下平台,以飨读者。并由此形成“人大北美校友名人榜”,彰显人大人在北美的巨大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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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廖卉教授衷心感谢“校友卉谈”团队成员王未、冯国亮、林娉、刘栋、鲍欣丽对此次访谈的支持。